大学青年教师不满薪酬低:"非升即走"带来严重后果

大学青年教师不满薪酬低:"非升即走"带来严重后果

  作者 | 南风窗记者 肖瑶

  中国政法大学的青年讲师李承搭出租车回学校,司机见他模样年轻,便随口问他是学生还是老师。李承只得坦言,自己是老师,司机一听激动了:“大学老师,很能赚钱吧?”

  李承苦笑:“赚得不多,一个月不到一万。”

  司机不信,“我一个司机,难道比你这大学教授还赚得多两三倍?”

  李承哭笑不得,最后主动给对方看自己的工资记录,上面显示税后7000多元的月工资。

  李承目前是学校里的“师资博士后”,也可理解为讲师,讲师共分为十级,6级以上就可升为副教授,李承“入行”一年半,目前处在第9级。

  在多数人看到的表象与想象里,大学老师无疑是顶着光环的职业,身处“象牙塔”的社会精英,拥有自由灵活的时间,追求崇高的学术理想,被“德高望重”“精英阶层”“名利双收”等美誉环绕。

  但初入校门的青年教师群体或是当中异数。

  自1999年起,我国高校开始了持续7年的大扩招,教师队伍规模也迅速膨胀。据教育部数据,从1998年到2003年,全国普通高校专任教师由40.7万人增加到72.5万人。

大学青年教师不满薪酬低:"非升即走"带来严重后果

  2019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教职工情况(数据来源:中国政府网)

  近年来,随着大学教师聘期制逐渐代替终身制等制度改革,一所学校的科研指标、课题任务,更多落在了青年教师身上,加剧了这一群体的生存压力。

  目前,据教育部公开数据,我国985高校共有39所,211高校115所,高校教师数量则达到了100万以上,其中40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占据主体。

  处于教学科研开拓阶段的教师群体自嘲为“青椒”,似兼有一股苦涩与青涩之意。2019年,《国家治理》周刊对高校青年教师群体做了一份调查,在3000余受访者中,超半数(57.16%)青年教师认为自己工作状态基本达到“996”,12.22%的人表示工作状态已不止“996”。

  传统模式里一路读博、获得教职、职称逐步上升这条路,似乎不一定再能顺畅走到头。

  1月22日,河海大学研究生院发布公告称,学校专题会议研究决定对125名博士研究生予以退学处理,但因这125名学生难于联系,退学决定书无法直接送达,只能予以公告送达。

大学青年教师不满薪酬低:"非升即走"带来严重后果

  1月22日,河海大学研究生院发布公告称,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《河海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》等规定,1月14日,经学校专题会议研究决定,对125名博士研究生予以退学处理。

  博士毕业难、“青椒”晋升难,科研任务大,求职市场不待见,相当一部分“青椒”陷入了“去亦难,留亦难”的两难境地之中。

  南风窗采访的几位“青椒”几乎都在一个感受上达成了某种共识:哪怕拿到了大学教职,或成为象征教职通行证的“师资博士后”,与其说意味着所谓“上岸”,毋宁说是刚刚摸到岸边,在几近耗尽气数的挣扎中一点点往上爬,稍不留神就可能落下水,大多数人还不会游泳。

  2020年8月,中国科研界出现了一个史上闻所未闻的场面: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90名科研人员集体辞职。纷纭的争论、抗议中,对待遇、薪酬的不满占据主导。

  历史不断重演。2021年年初,数十位西南民族大学老师在校门口集体抗议年终奖过低、绩效不公,一位教授表示,自己最后到手的年终奖仅8元。

  一些年轻教师更表示,学校新的绩效制度“重行政轻科研”“考试时间与考研时间重叠”等弊端,导致老师薪酬比行政岗位员工低许多。

  2016年,麦可思研究曾对大学教师的薪酬进行调查,大学教师平均月工资为5478元,年薪不足7万。而2018年的又一项调查显示,超三成教师三年0加薪,八成以上教师对月收入不满意。

  在不少人的想象中,大学老师的课时收入不菲,但实际上,在大部分学校里,青年教师上课都没有单独的课时费,且由于年纪轻、资历浅,他们在整个学术领域地位不会太高,除了授课工资外并无太多交流访谈、举办学术论坛等活动的机会,只能老老实实拿微薄的课时工资。

大学青年教师不满薪酬低:"非升即走"带来严重后果

  (图源:人民视觉)

  除了学习和备课,青年教授的重要工作还包括各类学校琐事,比如管理系里所有研究生、担任学术导师,参加学校会议、本科生的课程活动、行政任务,挤占了学术所用时间。“但作为一个青年教师,你必须得参加。”西安某985高校信息管理系30岁的青年教师大鹏这么说。

  大鹏的日常工资主要由岗位底薪、津贴与绩效奖励三大部分构成,课时费算在“绩效奖励”当中。他换算了一下,一节45分钟的课,他可以拿到35块钱,一个班平均60~70人,相当于每个人只需要5毛钱,就可以听45分钟课。

  “平时在街头看人卖艺可能都会掏5块钱,听(我这么)一个博士后在课上讲45分钟,才5毛钱。”大鹏苦笑。

  浙江某二本专业高校教师穆杰的月收入在9000元左右,6年前,他在本市买了房,月供4000元。近年来还结婚生了孩子,育儿物品、早教班与一家人生活费加在一起,每个月“稍不注意就入不敷出”。

  从1991年开始上学,一路走到博士后,算下来,穆杰32年人生里共读了18年书。“人生有几个18年?相对于其他工作,这里面有多少的时间成本?如果我大学毕业就去赚钱,这里面又有多少机会成本?”

  他纠结过,迷茫过,但最后发现“很多时候,不能算得太清楚”。读书、教书、工作等选项,本来就不能直接拿来比较,当读书变成唯一的路,求知是否仅仅意味着求知?哪怕拿到了光鲜亮丽的大学教职,未来又意味着什么?

  2003年,北京大学进行教师职务聘任和晋升制度改革,正式引进源自美国高校的教员分级淘汰机制,即今天普遍流传在“青椒”群体间的“非升即走”制度:新入职的教师不再拥有编制,而是与校方签订3或6年的预聘合同,到期时由校学术委员会投票决定去留,留下的晋升副教授,淘汰掉的则只能离开。

  截至目前,全国39所985高校中,至少已有34所施行了“非升即走”制度。事实上,这项制度诞生与发展的背景,是我国博士生过剩的基本情况,其目的是优中选优,拔高学校的办学指标。

  严苛的聘用制度背后,涌动着极少数人能忍受的压力与竞争。

  当编制不再能为大学教师提供体面的绝对保障,考核期至,胜则胜矣,如被淘汰,面临的则是年龄、收入等多个方面的损失。

  起初,新制度在各个高校的具体实践其实略有不同。比如中科大的“3+3+3+3”制度:博士后三年、特任副研究员三年,再到特任研究员“3+3”。但即便如此,最后在这条路上留下来的青年学者依然少之又少。

  “非升即走”制度带来的另一个严重后果,是教研两难、进退失据。

  在制度形成的竞岗氛围下,“青椒”能否晋升职称、通过考核,最终留校的关键,不再是授课能力,而是科研成果与论文发表数量。

  纵便是有着真实为治学、教授为理想蓝图的一流青年教师,也可能面临着九流待遇,这又进一步加剧了青年教师的生存困境。

  为了生存下来,也为了留住及筛选人才,不少高校老师选择兼职,且学校明面容许甚至鼓励兼职。

  相比起理科,文科博士的就业选择面会更窄,领域渠道更加单一。在这方面,李承自认为较为幸运,他的专业与市场兼容性高,与法律相关的兼职并不难找,副业好赚。

  但其他专业如政治经济学、历史学等领域的博士同辈,就没那么多选择了。要么读,要么硬着头皮读,直到上岸为止。比如李承的同侪沈凡。

  沈凡的专业是政治经济学,在就业市场里的兼容度不高,除了学术道路,几乎没有直接对口的兼职、副业机会。

  二十多年寒窗苦读,拿着博士及以上的学历找工作,大多数情况下,在市场上只是减分项而非加分项,企业方嫌弃博士生年龄大、薪资期待高等等,都是绕不开的问题。

  在整个社会在所谓“35岁职业门槛”的烘托变得无比焦虑时,年龄的隐形压力不仅出现在职场。“象牙塔”内,不少针对“青年教师”的学术课题项目甚至直接规定了年龄,比如男38岁、女40岁。

  然而,无论是科研还是教学,要想出彩及上一阶台阶,很多时候都需要时间沉淀,需要深度、广度甚至是要等待某种机遇的到来。

  沈凡博士毕业后任教的大学未曾有过政治经济专业的老师,因此,学校希望沈凡能将这一缺失的领域“补起来”。

  于是,沈凡每天都要看大量原版论文资料,包括英文、日文,每天十几个小时泡在书里是常态。“也不全是为自己而学,更多时候,学校需要我们去做什么,我们就做什么。”

  在沈凡看来,“青椒”也是工人,工程是学术,工程是学校,“内卷”的本质,是工厂与工厂之间的竞争,是整个学术教育市场的恶性竞争。

大学青年教师不满薪酬低:"非升即走"带来严重后果

  (图源:人民日报)

  他把从博士后到“青椒”的过程比喻为“鲤鱼跳龙门”,在跃过龙门之前,博士生就是在洪流中挣扎的鱼,对未来的迷茫,来自同辈的压力,学术求索路上不断遭遇的自我怀疑、否定⋯⋯

  然而,即便突破层层重围跳过“龙门”,“青年教师也是教师队伍里最弱的群体”。

  沈凡慨叹,“‘科研’两个字就像悬在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,让人丝毫不得喘息。”课题、经费加在一起,合力成为三座压在“青椒”们头上的大山。

  有的课题甚至在接受申报时直接注明了可申请教师的职称级别,将年轻的教师拒之门外。这又进一步造成了学术圈的“马太效应”:职称高的老师可以很容易申请到优质课题,而最需要高质量课题的青年教师却很难获取高质量课题的机会。

  最近,日本留学的大君准备向国内高校申请教职,但在他投出去的简历里,几乎只有C刊发表及质量可以作为校方评估的参考,其他方面的学术成果、授课经验,统统被抹去。“因为授课能力很难直截了当评估,尤其是文科专业,所谓科研能力大多只能根据论文来判断。”

  本科在师范学校就读的大君从大一开始就常做家教、在培训机构兼职,在这些过程中,他逐渐发现自己十分享受授课的过程。但如今,一只脚还没迈进龙门,就几乎要倒在与论文死磕的路上。

大学青年教师不满薪酬低:"非升即走"带来严重后果

  大君在本科时写论文“挺快的”,但读到博士,他常常一整天也憋不出几个字,心中有了越来越复杂的标准,顾虑越来越多,踟蹰越来越多,压力无形中也成倍增加。

  单纯的学术理想,是否能赋予自己在高校独立生存下来的能力?纵便成功谋得一份国内高校教职,自己是否又能适应一系列逆淘汰规则,享受做教师的纯粹快乐?

  加拿大学者比尔·雷丁斯在1996年出版的《废墟中的大学》一书中尖锐指出:当所有大学都将“一流”定为自己的目标时,就意味着“没有目标”,因为所谓的“一流”,本身缺乏明晰的价值取向,而只是“给一个完全封闭的系统中各种成分相对定位的一种方法”。

  当大学教育被置于一套空洞无物的量化指标中,从教育人员到学生,都容易迷失自己的位置,大学教育对于整个国家、社会乃至人类的价值继而被弱化。

  今天,放眼我国整个教育生态领域,“竞争”二字都正经历不同程度的畸变,从中小学“鸡娃”,到大学教职的艰难求生,一种掠夺性的现象正蚕食教育界,对大学教职的妖魔化、选择性偏见,更导致其积重难返。

  观念上,国人当下对“大学教授”头衔的偏见性推崇,也导致了学术人才过分密集地拥去大学教师群体。这导致流向中小学等基础教育的师资人才紧俏,高校人才不仅供大于求,且极易出现研教不匹配等问题。

  但实际上,不少工业企业对研究型人才的需求,也只会随着经济科技发展而有增无减。

  高校人事制度变革的初衷,是实现教师聘任的“可进可退”,从西方借鉴而来的“非升即走”,也是希望通过引入竞争机制力求优化教职团队质量。然而,经过国内多年改革,逐渐形成了性质相反的路径:不同于西方的终身教职制,而是先考,再淘汰。青年教师群体悬在边缘,为了不出局而疲于奔命,良性竞争与合理期待都被压平了。

  中科院研究员、剑桥大学博士后研究员谭易,据其在两国高校各自两年的体验和观察提出,竞争的本质并非坏事,但“前提是要保证合理的评估体系,配套的辅助措施”。一个关键是让教师们研究与教学环境尽可能地纯净、专一。“各种大大小小的行政工作分散了学者的精力,哪怕想好好做研究、写论文都有心无力。”

  谭教授强调,实际上,许多欧美高校目前的制度也并非一劳永逸的终身教职,而是同样存在淘汰、去留制度。但学校对教师的考核评判体系却要完善很多。打个比方,谭教授所在的剑桥大学,同样会对教师进行严格的考核,但考核标准绝不仅仅是科研论文,而是包括了授课经验、学生评价等维度。“换言之,就算一个青年教师发布了很多科研论文,也未必能留下来。”

  中国的体系刚开始,政策与制度都还在摸索阶段,与其一味抨击考核淘汰制,更应该关注与致力的,是综合评测维度的不断完善。

  1月27日,教育部等六部门《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指导意见》对外公布,意见强调,不将论文数、专利数、项目数、课题经费等科研量化指标与教师绩效工资分配、奖励直接挂钩。

大学青年教师不满薪酬低:"非升即走"带来严重后果

  教育部详细给出了八条指导意见,其中还强调:“全力支持青年教师成长,培育高等教育事业生力军”

  教书育人既是一门需要时间沉淀、认可的老“手艺”,也是一份需要整个社会合力支持、给予信任的单纯行业,要回归教授为本、学术自由的高校氛围,人事制度的调整方面,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
  (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)

  作者 | 南风窗记者 肖瑶

  编辑 | 赵 义

  新媒体编辑 | 苏 米

  排版 | 孙文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