百年见证:从《新青年》“美术革命”到刘海粟的“昌国

  明年是上海美专成立110年,“百年见证——刘海粟与上海美专教育改革研究展”近日在上海刘海粟美术馆展出。

  展览以上海美专教育改革为主线,力图还原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之下的“美术革命”,随着康有为、蔡元培、陈独秀、吕澂、刘海粟的文献和作品在展览中一一亮相,也揭开了百年大变革时代的美术风云。从早期一味的口号性“美术革命”,到1925年刘海粟发表《昌国画》一文,再次强烈表达在西风渐盛的思潮下,更当发掘祖国的艺术传统。其后中国画在上海美专第一次纳入现代教育成为一门学科,也成为中国近代美术教育重要的一页。这些美术教育改革的路径,对于当下,又有哪些思考?

  值得一记的是,上海美专旧址在今顺昌路,1950年代以后,随着上海美专的迁移,顺昌路这栋建筑也从校舍转变为民居。目前顺昌路地块正在征收,上海美专建筑是否保留也牵动人心。《澎湃新闻·艺术评论》在采访中得知,上海美专作为见证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的重要物证,其建筑一定会得到保护,目前具体方案尚未确定。

  百年见证:从《新青年》“美术革命”到刘海粟的“昌国

  “百年见证——刘海粟与上海美专教育改革研究展”展览现场

  1919年1月15日,《新青年》6卷一号发表了吕澂的《美术革命》和陈独秀的回应《美术革命——答吕澂》。吕澂在文中着重批评当时的美术现状,并以绘画为例指出当时美术的弊端,并不无偏激地指出:“我国美术之弊,盖莫甚于今日,诚不可不极加革命也。”

  百年见证:从《新青年》“美术革命”到刘海粟的“昌国

  《新青年》上吕澂的《美术革命》和陈独秀的回应《美术革命——答吕澂》,被认为以艺术之名进行的一场思想革命和社会革命。

  新文化运动下的上海美专

  在吕澂和陈独秀“一唱一和”正式拉开“美术革命”的帷幕之前,革命的暗流已经四处涌动。1917年,蔡元培发表了著名的《以美育代宗教说》,同年,康有为在《万木草堂藏画目》开篇指出:“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矣,盖由画论之谬也。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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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刘海粟,《一天园图》(上),1923。“一天园”为康有为在西湖边改建的园林,当时刘海粟与儿子在园中避暑,并写生;下为《写生图》

  康有为、蔡元培、陈独秀等在“新文化运动”中的观点,引导了后来上海美专的教学,上海美专成为“新文化运动”“美术革命”的重要实践场。在此次“百年见证——刘海粟与上海美专教育改革研究展”中,《康有为赠刘海粟怀拉飞尔行书诗轴》、《梁启超赠刘海粟天行健行书轴》、蔡元培《行楷得心应手》、《陈独秀赠刘海粟行草行无身处七言联》,虽仅是书法,但却见他们与刘海粟的交往和他们自己的艺术观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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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展览现场,《陈独秀赠刘海粟行草行无身处七言联》,1932年

  比如,作为较早“放眼看世界”的中国人,康有为的《赠刘海粟怀拉飞尔行书诗轴》对中西方艺术进行了比较,他将中国画自元明清以来的状况形容为“衰败”,主张“以复古为更新”,恢复已有但被丢弃的写实传统。而他以带着金石味的书法写文艺复兴时代的拉斐尔,也可谓身体力行地践行自己对美术改良的观点。在这幅行书诗轴题跋的最后,康有为对刘海粟的上海美专给予了无限的希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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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展览现场,左为康有为《赠刘海粟怀拉飞尔行书诗轴》(1920年代);右为《梁启超赠刘海粟天行健行书轴》(1920年代)

  其实,刘海粟和康有为结识于1922年3月,“天马会”展览,此时上海美专已经步入正轨。

  在此之前的1918年春,蔡元培专门为上海美专题写了“闳约深美”四字,并欣然接受上海美专校董会主席一职,且推荐梁启超、袁希涛、沈恩孚、黄炎培等社会名流担任校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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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展览现场,康有为《行楷得心应手》,1920-1930年代

  但蔡元培与刘海粟初次见面却在1921年,这一年,刘海粟还在探望住院的蔡元培时,偶遇了陈独秀。彼时,陈独秀正以五四运动的领袖和《新青年》杂志的主编而名闻全国,刘海粟则因为在上海创办美术专门学校和主编《美术》杂志而轰动华夏。两人一见如故,像熟识已久的老朋友般畅谈起来。至于展览中展出的《行无身处七言联》要写于十年后,刘海粟旅欧归国回到上海,听闻陈独秀遭国民党政府逮捕,被关押在南京,内心牵挂,前往南京探访身陷牢狱的陈独秀,此为陈独秀狱中所赠,此为后话。

  其实刘海粟与陈独秀的联系,早在1919年《新青年》中《美术革命》一文中已经形成,陈独秀对答回应的吕澂是当时上海美专的校务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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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920学年,上海美专教职员合影

  吕澂“美术革命”下的《美术》杂志

  吕澂(1896—1989),1915年与留日学生共同反对日本侵略中国而罢学回国,1919年初,他的《美术革命》一文引起了刘海粟的关注,他盛邀吕澂至上海美专任职。1920年9月,吕澂来到上海美专担任教务长一职,承担“美学”“美术史”等课程的教学任务,并任《美术》杂志主编。

  在吕澂来到上海美专之前,美专的教务长分别由丁悚、张聿光担任,他们当时相对精于实用美术和广告招贴画的绘制,而吕澂的到来则希翼建立“美育的美学”的理论体系。在他的帮助下,上海美专也创立了专门学校的规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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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吕澂《西洋美术史》(上海美专讲义)

  此次展览展出了吕澂为上海美专编纂的《西洋美术史》讲义,以及美学类出版物。虽然只打开了《西洋美术史》讲义的导言一页,但从可见他引入西方艺术的教育理念。

  而展柜中按年代排开的《美术》杂志,也更能看出“新青年”理念在美术上的发展。这本1918年11月25日创办的学报,是我国第一本美术学术杂志,李瑞清为首期题写的“学术”两字,定位了《美术》杂志的学术基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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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展览中展出的《美术》杂志,这本1918年11月25日创办的学报,我国第一本美术学术杂志

  此时的李瑞清为两江师范学堂监督(即校长),他不遗余力提倡国学、科学、艺术,也正是他上任后的大力改革,使两江师范成东南一大学府。他还创设图画手工科,设立画室及有关工场,并亲自讲授国画课,增设音乐科,培养了中国最早的近代美术师资和艺术人才。张大千、胡小石也出自他的门下。而毕业于两江师范图工科的吕凤子对中国美术教育影响很大,而他的胞弟就是吕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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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吕凤子,《高士图》,1947

  从1921年3月第2卷第4期开始,《美术》由吕澂主编,第2卷第4期上吕澂一人发表了《美术品与美术家的人格》、《未来派画家之主张》等四篇学术文章。同时,在该期上刊发了两则启事,其中之一为“本刊第三卷第一号,预定出后期印象派专号。第二号作为现代雕塑专号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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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刘海粟,《临塞尚蓝色花瓶》,1920-1930年代

  1921年7月的第3卷第1期《美术》杂志出版了“后期印象派专号”,以塞尚的自画像为封面,收入了琴仲(刘海粟)的《后期印象派的三先驱者》、刘海粟的《塞尚的艺术》、吕澂的《后期印象派绘画和法国绘画界》以及俞寄凡的《印象派绘画和后期印象派绘画的对照》等文章。第一次向国人全面介绍了后期印象派的学术思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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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美术》杂志出版的“后期印象派专号”

  《美术》杂志也对应着新文化运动后上海美专进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,其牵涉面极为广泛,可谓深刻影响了中国美术教育建制及现代美术运动的进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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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吕澂的美学出版物

  刘海粟改革与上海美专

  1919年,刘海粟赴东京参观第一届“帝展”并考察日本的美术展览会及美术教育事业,回国后撰成《日本新美术的新印象》一书,并请吕澂为这本书作序。从日本带回来的经验也对美专的教育改革有重要意义。1920年,上海美专宣布增设“中国画科”“雕塑科”和“工艺美术科”,刘海粟也辞去除美术学校以外所有的职务、集中精力于学校之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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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石井柏亭集》上下册,1932年

  而提出“美术革命”口号、确立“美学”研究领域的吕澂,却转而主攻佛学,成了中国美术学史上的过客。吕澂之后,吕凤子、李毅士等先后任教务长,诸文韵、钱瘦铁、丰子恺、潘天寿等进入“中国画科”任教,美专中坚师资还包括有陈抱一、陈大羽、陈之佛、傅雷、关良、黄宾虹、腾固、朱屺瞻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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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潘天寿编纂的上海美专国画讲义

  1925年刘海粟发表《昌国画》一文,再次强烈表达在西风渐盛的思潮下,更当发掘祖国的艺术传统。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,中国画作为传统的本土艺术,在上海美专第一次纳入现代教育成为一门学科,也成为中国近代美术教育重要的一页。1926年,美国费城举办世博会,上海美专的老师走出国门,组团将中国画首次送上了世博会的舞台,让世人一睹传承与开拓中的中国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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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钱瘦铁《顺风顺水送轻舟》,1957

  1926年,上海美专开设音乐科,也成为学步中的中国艺术教育的一次探索,贺绿汀、程懋筠、萧友梅、黄自等音乐家都曾是音乐科教师。在展览展出的文献中,还有徐朗西编写的社会学内容,而在1930年代就将“艺术与生活”联系,现在也不过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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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海燕、徐朗西等上海美专老师编纂的讲义和出版物

  1926年至1952年,上海美专校址来到菜市路(今顺昌路),当时的教学楼成为目前上海美专16处校址中,唯一留存的建筑。1952年9月,经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,上海美专与苏州美专、山东大学艺术系合并为华东艺术专科学校,迁至江苏无锡社桥。至此,以“上海美术专科学校”为校名的教育机构宣告终止,刘海粟的主要精力便转向了艺术创作。

  此后,顺昌路这栋建筑也从校舍转变为民居。目前顺昌路地块正在征收,上海美专建筑是否保留也牵动人心。澎湃新闻记者在采访中得知,美专建筑为保护建筑不会拆除,但会根据整体规划做调整,目前具体方案尚未确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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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上海美专(顺昌路)旧址,弧形楼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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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21年6月,顺昌路上海美专旧址

  回顾百余年前新文化运动下的上海美专,以“美术革命”的美学美育回应了社会呼唤的时代先声,与胡适“白话文运动”一样,同样是在唤醒民众、以艺术之名进行的一场思想革命和社会革命。

  蔡元培、康有为等的观点无疑为吕澂、陈独秀奠定了基调。但他们都不是画家出身,在陈独秀、吕澂的文中,“美术革命”无法落实在画面上的表述。刘海粟在1919年《画学上必要之点》一文中认为,“写实”才是改良或重振中国画的途径和目的。

  虽然现在看来“美术革命”对传统绘画的论调不免偏激,但无疑是有当时的背景的,矫枉需要过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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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展览现场,陈衡恪作品《燕来红》(1922)

  当然,革命并非当时唯一的论调,写实也并非当时唯一的出路,当时也有金城、陈衡恪、黄宾虹等文人画家坚守着中国画的传统。上海美专开设中国画科也是重新审视自己民族传统的表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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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世纪中叶,陈之佛、傅抱石、李健、俞剑华等编纂的中国书画相关图书和讲义。

  在上海美专成立110周年之际,面对当下的美术和美术教育,在中国传统古典文脉的书画世界、从革命文艺到社会主义文艺的世界、国际视野构建出的当代艺术世界如同洋流混合、彼此动态交织的状态下,美术教育与美学思想的方向又为何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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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展览现场

  注:上海美专历史上先后有“上海图画美术院”“上海图画美术学院”“上海美术学校”“上海美术专门学校”“上海美术专科学校”等多个校名,本文均简称为“上海美专”。

  “百年见证——刘海粟与上海美专教育改革研究展”将展出至2022年6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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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展览现场